我高中的教室很小，要用的书却很多。同学们顶着满满当当的课桌肚，风雨不动安如山，是为稳稳的幸福。那时我跟一位想成为外交官的女孩同桌，我们早早地对文字倾心，桌面上除了课本，便还有些文学。
开学没多久，我们的书多到从桌面溢出，堆到了椅子的缝隙之中。那时我们两一起买了唐诗宋词鉴赏辞典，两本厚书一式双份，外加些古汉语典籍，诗经之类的大部头，漫漫汤汤高过了膝盖头。这一组书籍的第一本，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我放在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
同桌并不了解这位瑞典诗人，我说诺贝尔文学奖，她便有些顿悟，我再跟她说起一句诗，“醒，是梦中往外跳伞。”她便真的如梦似幻，高中生般地点点头。诗歌，是一天九节课加早晚自习之中，遥远的奢侈品。
未来踏实深沉，像一张没有付梓的名片。或许青春的我们，谁也不甘心只是名普通学子，同色校服下，应该要渲染出来花色的人生。于是我和同桌约好，每天抽15分钟，读读诗，无论古体现代。第一天，我们翻开第一页，左手紧托着精装本的硬壳，薄薄的纸翼彰显天真的决心，后来几天如是进行。再后面，书不曾翻过，淹没在了题海。
我眼看大水弥漫了诗歌的彼岸，懒惰让纸卷变为了空白。但短暂拥有自由阅读的那段时间，我和同桌混着读诗，她给我推荐王维辛弃疾，我照样拿着特氏的书啃。我们多么奇妙，手指着墨水刻印，便穿越时空密密麻麻，涌进片片翅膀般的薄页，笔力强弱冷热，我们说说就是定章。
其实“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与“云的货车/慢慢地滚动。”并没什么差别。我们要过一段时日才知道，人类的情感是厚重的通道，跨越稚嫩与混沌，总会抵达某种同一。而文字的缘分纠缠，特氏真的来过中国，真的喜欢中国古代书法，只不过据说他把横匾装反，方块字四面八方都有韵味牵绕，好像诗意兜兜转转，几个世纪半个地球，都不曾有正反。
而貌似是一个阳光像地毯般的下午，灰尘舞舞，同桌把那一摞书撤走。她说我的特朗斯特罗姆都落了灰，地板冷清，作业繁多，不如将所谓课外书搬回家中。我当时好像也躺在了教室，久久没人擦洗的地面上，不知道自己是进步的阶梯，还是落井之石，浓缩不了一题一分的时间，也主宰不了一首诗的发生。
特氏常以记忆与死亡做意象。从记忆来说，外交官的同桌真实存在，我们共读过的诗句，抹不去她的痕迹。她现在在大学读着翻译专业，没跟我再有过半点联络。而我曾经跟她垒过同一种书，营造出应试教育外的椅子夹缝，就像特翁写“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的门/通向一间共有的房间”，我们应当曾在某地巧合相逢。从死亡来说，“死亡胎记以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身上生长。”同桌那天从诗歌撤退，或许我们的年轻已经死了，或许外面的灰尘太纷纷，那时我也是思考了片刻，之后做起了试卷上的诗歌填空。而现在，我又在写诗，我抵挡住了我身上的死亡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