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摄于南京,分岔路伸出生活触角)
我小学二年级成为少先队员,五年级荣升大队委,初二入选团干部,高中就出国留学。牧童遥指西西伯利亚,那方寒流来袭,历史红温区还散发着余热。零零后的基本配置,爷爷奶奶通晓俄语,爸爸妈妈洞察钢铁是如何炼成,上学忘带红领巾就会罚站一上午。我们小学校的所有小孩,都有苦大仇深的苏联文学阅览史。
几年过去,时代萎缩的速度,比我们成长的速度都要快。我们在某个时刻,或炮弹相撞,或生活疲乏,杏花村已在南山上,我们如此放弃了苏联文学以及它背后的,也不再相信苦难神话。成为大人的身份政治,就只是做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普通得没有记忆。众生皆忘,一个巨人虽已陨落,但骨骼经脉还在头顶上方,童年深处和祖辈的僵硬口舌里。
阿赫玛托娃曾在那样的记叙体中,体验着同样的时代之快,生命之慢。她是残留的知识贵族,新兴的苏联不认可,斗她是修女兼娼妓,神神叨叨加之闺怨淫荡,形同北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却人比黄花瘦(敬请参阅相关论文论述)。很久之后,阿赫玛托娃才晋升为俄罗斯诗歌史的月亮,太阳很早以前就是普希金了,月亮因太阳而亮,肋骨抽出来才有女人。在中小学那么多的阅读任务中,一个女性诗人会被称为女诗人,抒情所以不看。
我们接触到的历史很平面,读着古诗词的同时听欧美流行音乐,看着基督山伯爵用着爽文理解法。折叠的电子屏幕,也折叠了时间事件,而当播放器声音也统一无误,主流便出现了,既平平又泛泛。时代不是巨轮滚滚而来,而是可暂停剪辑的多重连续剧,一个情节解读可以对应到多部戏,重蹈覆辙是为致敬经典。但阿赫玛托娃接触到的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历史。
以上种种他们要简化文学工具,把最切实际的喂养给孩子,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苏联文学,当成小时候热爱世界的体验,我眼看着那种文化主体远离我。读阿娃像长大后的一场解禁,我没有了之前的身份,终于能看得到她,我可以称呼男性诗人为男诗人,我带着目的读她,她没让我失望。她用非主流身份,想象深层次生活,把历史未曾袒露的那一面,静静翻给我看。
阿赫玛托娃的诗大多简短,像流动着的静态图片。画面中通常安插两个人,把爱情的弓弦拉满拉弯,然而比戏剧还快速的镜头,会再将浓情蜜意砍成激情褪去。一个空镜陈述的结局,却始终让人忘不了镜头外的主角。小说通过众多细节完成叙事功能,诗歌以最重要的细节达成目的,读最短的诗,就需要最长的想象力。
在工人洪流中,她写爱欲与悲悯,她的世界是她的产物,这便足够。她的尾句是判决书,像圆舞曲的终章戛然而止,而余音仍在读者心中播放,想象的列车无法停下。她会说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后,描述寻常的宴会场景,一个“我”遭遇一个“你”,结尾却惊心动魄,“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
她的诗必须完整地读,否则不可理解“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最后的歌吟》),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连根杀死我的记忆,/我要把心儿变成石头,/我要重新学会生存——”(《安魂曲》)。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智慧的陈述句,更新不了任何思维,但一旦关键的积木插入原诗,那块碎片才变得如此耀眼。
阿赫玛托娃从那个易朽的时代,来临我们这个速朽的时代,评论家说她先在“室内抒情”,后期才为民族而歌,以此高下立判。她的河流确实有如此转向,但孰高孰低,一切是她有意识的声音。而对于又平又泛的我来说,我只想谢谢她,曾经流淌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