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雨很大，也很长，像是天试图用雨水冲刷掉什么，也的确把一些东西冲走了。这些天背着书包上学，我经过空荡荡的走廊，竟也没注意到这世界有了什么不同。（pixabay图片）
我家在用餐时讨厌沉默，因此总会在咀嚼和咀嚼之间，挑些家长里短的话题来聊。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那个安哥了。”父亲开口道。
“哪个？”
“哎呀，那个每天坐在走廊，脚烂的安哥啦！印度人，老老的。”
父亲口中的安哥，是一位腿脚有问题的印裔老人家，住在我们组屋区的每个住户几乎都熟悉他的身影。
虽然叫他安哥，但他满头须发只剩几根是黑的，年纪少说也有七十往上，称他为安哥，不过是一种习惯。他身材肥胖，双腿像是因某种疾病肿胀不堪，上面一直缠绕着层层绷带，那厚度似是为了防止他的双腿如水球般爆开。白色的绷带上，交叠着红的橘的黄的污渍，像一片片即将腐败的花瓣，在他的腿上败落。
早上七八点，居民们匆匆出门上班上学时，便能在连接着巴士站和组屋的有盖走廊下见到安哥。他总是坐在一辆暗红色的电动代步车上，每天至少要在外头待到傍晚才回家。
代步车座椅的人造皮革早已龟裂，露出橙黄色的填充海绵。手机则用支架夹着，全功率播放印度连续剧。他指间经常夹着烟，看剧时便抽上几口。他在的时候，总有烟味在狭长的走廊里萦绕，闻惯烟味的我，一开始倒没察觉这一点，但见牵着小孩的家长总是皱着眉绕道而行，方才发现不妥。
初来乍到时，我还保留着和邻居打招呼的习惯，多次向他点头问好。然而，他往往只淡漠地抬起眼皮瞟我一眼，又低头继续盯着手机。我的问候成了自讨没趣，便再也没有打过招呼。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座城市，哪怕是住两隔壁，也不一定要寒暄问候，更何况只是住在同一栋楼里。
日子一年年过去，我出门的目的地也从兵营变成了大学。生活变了，但从组屋到巴士站的这段路始终没变。而安哥，也成了这条路上的一个固定存在。
但安哥并非总是只在走廊上抽烟看剧。组屋前有一片空地，种有几棵大树，树下摆着长椅，是老人们傍晚聚会的场所。时间一到，老人们或拄拐杖，或在女佣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来，最近则更流行坐着代步车，三三两两地聊着天。安哥总会加入他们，用马来语交谈，偶尔爽朗大笑。
下午的凉风天里，他偶尔也会将代步车开到组屋前的空地上，坐到长椅上吹风。他的妻子——一位身形娇小的马来妇人这时会陪伴在侧。有时，她会半蹲着为她丈夫的双腿换上新的绷带。我曾瞥见那绷带下的双腿。皮肤坑坑洼洼的，有的地方甚至如石像一般发白粗糙，有的地方则渗出淡黄色的脓液，散发着腐烂的气味。他的妻子却神情自若，动作轻柔，像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场景。
“是哦！你这样讲……是真的很久没看过他了。”母亲回答道。
“杰，你叻？”父亲抬头问了我。
“也是很久没有了。”
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场骤然而至的雨中。那天，天空是橘红色的，我手中拿着刚从食阁打包好的晚餐，和同样没带伞的人们一样，急匆匆地赶回住处。远远地，我看见他孤身一人坐在长椅上，代步车就停在他身边不到半米的地方。雨点早已滴滴答答落下，他却一动不动。
我从未见过他自行站立走动过。
我的脚步逐渐减慢，目光凝视着他，脑海里闪过无数个疑问。他的妻子呢？他是因为无法移动而滞留在这里淋雨吗？需要帮忙吗？
我走近他，却没有开口。他的眼神没有落在我身上，更像是在空洞地望着更远的前方。行人一个个匆匆经过，雨水越来越密，开始从我的刘海滴下，我最终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迈开腿低头跑进了电梯间。
回到家后，只觉得脑子嗡嗡的，一直到睡前将灯关上后，才听见原来是有一把声音在脑海中重复念叨着：
没关系的是他没有开口要求帮忙没关系的是他没有开口要求帮忙没关系的是他没有开口要求帮忙……
那场雨很大，也很长，像是天试图用雨水冲刷掉什么，也的确把一些东西冲走了。这些天背着书包上学，我经过空荡荡的走廊，竟也没注意到这世界有了什么不同。
餐桌上，空气一时间凝固。
“那他是不是……收档了？”母亲问。
“可能吧。”父亲答。
